火车开动之后，看着莎莎在车窗内招着手飞速地远去，我才强烈地感到我应该陪在莎莎身边，之前所有的理由、说服和自我说服都在此时化为虚无。
现在，莎莎正一肩挑起沉重的行囊，带着我们一同启程。
白色的车身仿佛撕破时空的一道长长的凝视的目光，飞快地钻进黄灰色站台留下的那一小块黑夜，用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又突然间彻底地消失。在这一瞬间填补上来的是夜色中上海的一角，依旧红的红，绿的绿。

转眼，2006年只剩下了不到半个小时
要感激所有用真心陪伴我们一起走过这不同寻常的一年的人，我们的父母、师长、同学和朋友。有了你们，这一年才没有无声无息地从我们的发际间滑入记忆的深处。有了你们，才让这乏味的人生平添了许多欢乐和感动。
当然更要特别感激我的宝贝莎莎。是你，让这一年，以及以后的所有时光都变得如此不同。
期待07年，为每一个心怀善意和梦想的人祝福。  

听闻上海有罗丹雕塑展，我和莎莎早已心动不已，趁着今天阳光大好，一路寻觅到了展地——上海城市雕塑中心，一座由车间厂房改造而成的雕塑展览馆。
罗丹的大名属于想不知道都难的那一类，更属于那张可供所有外行人——比如说我——串联起一个艺术门类之历史的大师名单。一想到罗丹亲手砍下自己的莎士比亚雕像那只完美得刺眼的手的故事，一想到图片上那尊著名的，被超子兄戏称为“大便干燥者”的“思考者”，眼前的这座现代感极强的展览馆便急增了一份撩人心魄的神秘和激动人心的气氛。
但是，正如很多人都曾经历过的那样，与大师的初次见面从来不会成为甜蜜的记忆，留下的只能是混乱、尴尬和困惑。即使这次仅仅是30多件作品的出场，也不例外。展出的设计者似乎有意要强化这种奇特的效果，故意把那尊巴尔扎克的雕像放在了进门的第一展位。我们原先的诸多想象被这个古怪的东西一下子打乱了。面目模糊，线条不明畅，一件并不合体的风衣更是将人物的整个躯体包裹得完全得不到展现。我们一下子失语。又不是现代派艺术展，怎么摆出这么个玩意儿。但是墙上的介绍分明写着这是罗丹的名作《巴尔扎克》啊？初次见面，尴尬了，混乱了，困惑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向里走。
接下来便是近距离接触大师的第二条经验：欣喜和兴奋总会随着你的深入而慢慢到来。后面的作品不紧不慢地向我们透露着，罗丹决不同于那些故弄玄虚，只会刻意营造震惊快感和肤浅的精神幻觉的家伙。摆放在第二展位的就是那尊既令作者骄傲，又让其哭笑不得的《青铜时代》。这尊裸体人形雕塑充分展现了罗丹难以复制的个人天才，非同一般的观察思考角度和独特的艺术追求。如同其他作品一样，这尊塑像也没有使用我们更为熟悉的从古希腊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以及之后的那种注重对线条和面部表情进行细致处理的风格。与时常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阿波罗、米罗的维纳斯、大卫王等雕像完全不同，这尊作品的线条并不明晰，面部的刻画也不追求精细，身体各部位的细节处理也完全不是朝向“完美”。然而，它却神奇地向我们突显了——真实。无数前辈艺术家追捧的展现着“人的伟大”的唯美轮廓与线条，随物赋形地隐没在人物身体的每一处起伏曲直之中，而作品上那无数的细微的凸起与凹陷、平滑与褶皱，竟是如此神奇地赋予了冰冷的金属体以真实的肌肤质感和血肉的气息。我们无法说出这些神秘的微小变化哪一处是“逼真”的，就像说出乌东的《伏尔泰坐像》上那展现出老人皮肤和布料质感的褶皱层叠那样，但是它们合在一起，那就是真实。罗丹仿佛是掌握了什么造物的秘密，然后又不知运用了什么手段将其熔铸进自己的作品当中。不光是这一件，摆放在后面的《思考者》、《加莱义民》、《三个女农神》等等无一例外都具备了这样的神力。这或许就是罗丹的秘密之一，这是他对前辈的致敬，同时也是对前辈的超越。人，无疑是罗丹思索与顶礼膜拜的唯一对象，也是他全部艺术灵感的源头，正如他所敬仰的那些前辈大师一样。但是面对前辈们灿若满天星辰的伟大杰作，这个固执的法国人却坚定地选择了超越。这必将是一条毁灭之路，甚至完全看不到希望；这也必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因为真正的超越就意味着永远处在“在路上”的状态。我知道罗丹必定没有一直走在这条路上，他也会有自己的极限；我也不清楚他究竟走出去多远，这将是一个困扰无数代人的疑问。但可以肯定的是，罗丹的的确确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脚印。至少，他将对“人之伟大”的追问向前推进了一步，因为他将灵魂的注视更加集中在“人”本身，而不是令很多前辈和当世之人心驰神往的理念上的“人之完美”或者说“造物者的伟力”。至少，他深化了我们对“艺术的真实”的理解，因为他并不追求摹仿意义上的逼真和细节的一一对应式的精确，而是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天才将人的完整性、复杂性与丰富性展现给我们，因而也使得我们得以领略更深层次的一种真实。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罗丹竟然是在非现代主义风格的前提下做到这一点的——在现代主义艺术那里，这一难关可以经由形式的再造而更为容易地克服。罗丹没有走上这条路，这当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更缘于他自己的宿命——缘于他独特而固执的艺术追求。在触摸到前人留下的界限后，罗丹选择了向内走，选择了回到对象本身，通过对对象，对“内容”的深度开掘从而实现了对“形式”的超越。
罗丹的这个秘密显然超出了许多当时之人的理解和想象能力，于是就闹出了那场荒诞剧——《青铜时代》在国外展出大获成功之后回国展出，却被人怀疑是罗丹用人体直接塑出模子然后浇铸而成的，甚至有人猜测用的是死人。面对这种指责与诘问，罗丹哑口无言。显然这些人也经受了尴尬、混乱与困惑，但是罗丹实在是太出色了，出色到能够将这些人极度贫乏的想象力刺激得重新活跃起来。
罗丹的秘密不断地震撼着、刺激着世人，同时也在不断地冲击着、挑衅着世人的心理极限。当他把自己倾入数年心血铸就的巴尔扎克的雕像公之于众的时候，全体法国人，这个被公认为地球上最具艺术气质和超越冲动的族群，再次哗然。他们无法容忍自己的民族骄傲，一代文坛巨擘，竟然被塑造成这样一个大腹便便、身材粗短且衣衫不整，完全看不出宗师派头和巨匠气质，仿佛正顶着寒风和某个肉铺老板怄气的俗气家伙。有人甚至喊出口号要把罗丹赶出法国。的确，这次罗丹是犯了众怒，他没有料到对于许多人来说打破思维定势和约定俗成的想象竟会是如此痛苦的一件事情。当我看到单独展出的缩小了的巴尔扎克雕像的头部复制品时，我才突然意识到，罗丹或许是在拯救我们，拯救我们日益懒惰、衰弱，几近瘫痪的独立思考和认知能力。相信当时的法国人对这个头部的塑造还是能够满意的，它无疑应允了我们这个作品必将展现出巴尔扎克的某种精神气质。然而正是接下来的身体部分令几乎所有人大跌眼镜。我们所能够接受的“真实”的巴尔扎克，似乎只能用一个有着“完美主义”倾向的体态来表现；我们的巴尔扎克，就算衣着不讲究，也至少得在手里攥个烟斗或者拄个拐杖什么的；我们的巴尔扎克，应该浑身散发出与他的历史成就和地位相比配的气质来才对。总之，我们早已习惯了将别人的思考与规定当作自己的东西而不自知。罗丹用他的小刀狠狠给我们上了一课，也给在他之后的艺术家们撩开了未来世界的一角。
罗丹的秘密应该还有其他，又或者只有这么一个，但却远不是我所描述的这样轻浅。不知为什么，我直觉上认定，这个秘密应当就在罗丹为之呕心沥血20年的《地狱之门》上，在那扇汇集他众多作品于其中，既和谐肃穆，又紧张激昂的大门的后面。

晚上10点一刻回到宿舍
房间里依旧像往常一样安静，或者说，比往常更加安静。
室友中，一个赶往另一个城市办事，一个如往常一般戴着耳机坐在电脑前打字聊天看电影听音乐——每日必修的多媒体生活，剩下一个却没有在使用他那台运行时总伴随着令人热血沸腾的轰鸣声的电脑，而是开了床头灯躺在床上静静地看书。
于是，我迈进房间，放下书包，收拾装满新书的塑料袋所发出的声音，便成了这方圆几平米内唯一的公共语言。
走到阳台，取回晾了两天却没有得到多少阳光关照的衣服。用手一摸，就能够将整整一天的风寒回忆一遍。斗转星移，9层楼的夜晚已经不再好客。不管怎么说，还是屋里暖和点。于是老老实实回到室内。
挂衣架，叠放衣服，房间里还是只有我在说话。
不过很快就发现，之前是我幻听了。多媒体君敲击键盘的声音其实从我进屋之前到现在都一直持续着，而且越来越让我觉得这个声音比我的要真实得多。
还有那位看书的室友翻动书页的声音，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响亮。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吗？
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从多媒体君套在耳朵上的厚重的耳机里飘出来。那是一首舒缓、轻柔的古典风格的小提琴名曲，之所以被认定是名曲，是因为它的旋律对所有人来说是那样的熟悉，但名字却总是会被忘却。
是羞于启齿，还是茫然无力，抑或是轻慢不屑？这声音仿佛风中残烛，微弱且时断时续，幻觉般飘散在烟雾缭绕的空气里，如此的不合时宜，却又如此的恰到好处。
多么精彩的一幕都市电影

修西底德的瘟疫
　　－－或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我活下来，我该做什么？
　　林国华
　　
　　给死去的和活着的
　　
　　问题
　　春天，在瘟疫的第四个月里，朋友死了。北京正是山花烂漫的季节。死的前一天，我们通了越洋电话，朋友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安静但固执的表达了对生命的留恋。我不安的感到，我的朋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必将满怀遗恨。医生中断了我们的谈话。朋友最后说，要是能活下来，那该有多好，可以做很多事情。然后问我：如果你活下来，你会做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的朋友。这个问题让我不能释然。如果我活下来，我该做什么？
　　不是回答的回答
　　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一场瘟疫在非洲大陆的埃塞俄比亚降临，通过地中海的商旅船队依次流传到埃及、利比亚、波斯帝国之西的爱奥尼亚诸行省，最后于公元前430年的春天在希腊世界的文明重镇雅典骤然暴发。时值雅典宿敌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引军兵临雅典城，举世闻名的波罗奔尼撒战争刚刚进入第二年。深受自然和人事的双重窘迫，雅典似乎末日将至。很多人想起斯巴达人在战争伊始从德而菲神庙求得的那个可怕的神谕：斯巴达人问神是否可以和雅典人进行战争，神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说他将保佑他们，不管他们是否向神祈祷，胜利终将属于斯巴达。雅典的覆亡似乎是神所注定的，战争之初的那场瘟疫更象在耶和华天庭伴护一侧的撒旦(旧约：约伯书章一)，抑或是天神宙斯籍由玩忽职守的爱比米修斯抛给人间的潘多拉和她装满罪恶的魔盒(荷西俄德：劳作与时日60-105)。
　　那场瘟疫很可怕。斯巴达的围城军队发现雅典人忽然建造起了无数的新坟，诧异之下询问雅典的逃兵才知道瘟疫正肆虐城中。阿基达马斯国王急令撤兵，波罗奔尼撒战争暂告停火，被死亡笼罩的雅典城更显孤单无助。
　　城里死了很多很多人，连雅典的“第一公民”、民主领袖伯利克里也未幸免于难。然而，有一个人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他后来用笔把记忆中的这场灭顶瘟疫写下来，传给了后人。这个人就是后来率军远征安菲古城的雅典将军修西底德。
　　在修西底德的笔触中，我们至今仍然能感受到他对雅典瘟疫的痛苦和冷峻的回忆。感谢他的回忆，我们也才有了那一段历史。----- 修西底德难过地说，对于那场瘟疫，医生们束手无策，因为他们不知道瘟疫的来源，不知道医治的方法。医生们大批地死去，因为他们和病人接触太多。雅典城曾经一度云集哲人、学人、诗人、艺人，但在瘟疫中，所有人类的知识、技艺、聪明、谋略一概没有用处，连人类所能臻至的最高技艺-----宗教-----也不例外：当为病痛所苦的百姓在祈祷中相继死去的时候，他们便抛弃了神，没有信仰地等待死亡。而深谙世事的哲人苏格拉底早早终止对话，退出广场(agora)，摇身一变，混进雅典国民军队，终得以活过瘟疫；后来他当了逃兵，才又活过了那场战争。
　　根据修西底德的回忆，瘟疫的第一个症状是头部发烧，既而眼睛变红，发炎；口中喉舌出血，呼吸困难；干咳，嗓子变哑；胸部疼痛，后延至腹部，导致呕吐；全身抽筋；皮肤呈红色和土色，并有脓疮和溃烂；体外低热，但是体内高热，以至于病人不得不裸体浸泡冷水中；发病七天之后，体内高热导致腑脏溃烂，病人开始死亡。垂死者的身体互相堆积起来，半死的人或者在街上打滚，或者拥挤于泉水周围，因为他们的口干渴。
　　死亡的惨状几乎使修西底德没有勇气继续写下去。他悲伤地说：“这场瘟疫不是人类的文字所能描述的。”我能想见他掷笔长叹的样子。修西底德一度避而不提那死去的和将要死去的人，转而录下了死人尸体旁的野兽：“吃人肉的鸟兽一旦尝了尸体就必然死去，所有食肉的鸟类因此在雅典绝迹。”修西底德既而提到了三种野兽：狗、羊、苍蝇。-----他说：
　　“狗提供了观察疫情的最好样本，因为它们是和人住在一起的”；
　　“由于看护病人而染病的人象羊群一样成群死去”；
　　“流动在城里的乡下人在炎热的初夏拥挤在空气不流通的茅屋里，他们象苍蝇一样地死去”。
　　修西底德似乎在暗示，我们不能通过文字，而只能通过野兽来认识这场瘟疫。文字出于人类的技艺，它代表了文明。然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与文字隐隐对峙的是狗、羊、苍蝇。修西底德不动声色地告诫后人：文字是属人的，它无力去摹写那非人的事情；正如文明是脆弱的，它不能阻止人类在极限情境中再度野蛮。
　　人的野蛮化意味着人不再是人。修西底德在对雅典城里的野兽的回忆中暗示了瘟疫是怎样使得人不再是人的。然而这仅仅是身体意义上的非人化、野蛮化。让修西底德更为沉痛的是雅典人的灵魂的野蛮化。瘟疫所消灭的不只是雅典人的身体，它更摧残了雅典人的灵魂德性，掩埋在人性深处的脆弱、自私、和种种邪恶乘势复出。-----修西第德这样回忆：
　　“人们害怕去看护病人，病人由于无人照料而死去；真的，因为无人照顾的缘故，许多人全家都死光了。”
　　“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的违法乱纪的情况。人们看见幸运女神是这样的变幻莫测，富人们突然死亡，而他们的财富却被一些一文不名的混蛋继承，因此雅典人现在公开地挺而走险，行放纵之事，这种行为在过去人们常常是小心翼翼地隐蔽起来的。人们决定迅速花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短暂的，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表示自己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因为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是很有问题的。一般人都承认，光荣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只是那些暂时的快乐和一切使人能够得到这种快乐的东西。对神法的畏惧和对人法的服从都没有约束力了。关于神明，人们认为敬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目睹了好人和坏人平等地一同死去。至于人为的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料到他能活到受审判和处罚的时候，每个人反而觉得，瘟疫已经向他们宣布了一个更为沉重的判决。他们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快活，这是自然的。”
　　死亡面前的“人人平等”！
　　从死亡里诞生的“自然权利”！
　　我想，后世的霍布斯，修西底德伟大的英译者，在构思其威风凛凛的“利维坦”从而为现代政治思考立下第一块冰冷的基石的时候，他必定在修西底德痛苦的瘟疫回忆中找到了魔鬼般的灵感。然而，对于霍布斯，现代世界的瘟疫又是什么呢？
　　在渗透着末世死亡气息的“平等”和“权利”的呻吟声中，修西底德记下的是雅典人对人法和神法的遗忘和蔑视。而我们知道，使人之成为人的正是人法和神法：前者保证了人的政治本性(梭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后者使人区别于野兽(荷马、荷西俄德、伊思库罗斯)。修西底德继续回忆了那些“无法无天”的雅典人是怎样沦为野兽：
　　“这场灾难有如此压倒的力量，人们陷于绝望中，对人法和神法不再关心。昔日遵守的丧葬仪式不再遵守了。许多人缺乏埋葬所必需的物品，因为他们已经埋葬了很多死去的家人。因此，他们采取最可耻的方式来埋葬新逝的亲人。他们跑到别人已经搭好的火葬堆前，把他们的死者抛在上面，然后点火焚尸。或者，他们发现另一个火葬堆正在燃烧的时候，就把他们亲人的尸体扔在别人的尸体上，然后匆匆跑开。”
　　通过对雅典人可耻的葬礼的回忆，我们看到，在希望终结的地方不再有虔敬的德性；而虔敬终结的时刻也正是人再度野蛮的时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什么东西最能深刻地表明人之为人的“人性”(humanitas)，那个东西就是诗人荷马曾经用以结束其<伊利亚特>的东西：葬礼(荷马：伊利亚特804)。葬礼定义了人世的最后边界：神是不死的；兽虽必死但却死而不埋；只有人必死且必埋。这是一个藏在荷马史诗中的古老讯息，它在后来以虔敬和正义而闻世的罗马人的拉丁语言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人”(humanus)和“黄土”(humus)、“埋”(humare)、以及“该埋的”(humandus)共属同一个字源。
　　就这样，修西底德的回忆告诉我们，有一种比摧残身体的瘟疫更可怕的瘟疫，那就是摧残灵魂的瘟疫；正如有一种比身体性的野蛮更可耻的野蛮，那就是灵魂的野蛮。灵魂的野蛮-----对人法和神法的蔑视-----深植于人的灵魂的深处，它对文明的世界构成永恒的挑战。总会有一些人在疗救被瘟疫所摧残的身体，那就是医生；也总会有些人在疗救被野蛮化的灵魂，那就是政治家(politicus)。在人法和神法织就的“罗网”中保持住人的文明身位，这或许就是政治家的技艺和使命吧(柏拉图：政治家)。
　　雅典政治领袖伯利克里在其生前最后一次演讲中重申了这种政治家的使命。当时，瘟疫渐退，斯巴达再次陈兵雅典城下，伯罗奔尼撒战争硝烟又起。活下来的哲人们又出没在广场上，传播着古怪危险的生活教条。而大病初愈的雅典人心灰意懒、无心恋战，民主政体的所有缺陷和丑陋暴露无遗，雅典海军大将特米斯托克利创下的帝国文明基业在伯利克里手中岌岌可危。在他最后这一次演讲中，伯利克里象多年以后在叙拉古城下面对溃败如丧家犬的雅典远征军的大将军尼西亚斯的最后一次演讲一样，要求雅典人与神和解、与城邦和解，守住希望，守住文明，守住雅典文明的庄严：
　　“雅典人！我现在和过去一样，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你们。我知道你们怨天尤人的原因，但我认为，你们的这样做是不正义的。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个人在国家顺利前进时所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得到满足而国家正在走下坡路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一个人在私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他也一定会被卷入普遍的毁灭中；但是只要国家安全，个人有更多的机会从其不幸的私生活中恢复过来。如果一个人有选择的自由，能够安静地生活下去的话，那么，进行战争是绝对愚蠢的。但是如果被迫而选择-----不是在屈服中成为奴隶就是冒险以求生存-----的话，那么，我宁愿选择冒险而不是屈服。雅典人！你们不该悲伤，不该怨天尤人，不该被那些政治冷淡的哲人和鼓动家牵着鼻子走进歧途。这些人比刚刚过去的瘟疫还可怕。瘟疫夺走的只是我们雅典公民的身体，但这些人将毁掉我们的公民德性，从而使雅典文明趋于真正的灭亡。这些人表面上生活在孤独和自足之中，但其实他们的生存完全建立在雅典公民对城邦的的保护之上。在一个被敌人控制的城邦里，这些人可以安稳的做奴隶，但在管理着一个帝国文明的雅典，这些人只是毫无用处的寄生虫。雅典人！驯顺地接受神明赐予的灾难，勇敢地抵抗敌人！-----这是雅典人的古老习惯和德性，它是正义的。无论对城邦还是对个人，它都是真正的力量。记住，你们是一个伟大城邦的公民！”
　　瘟疫后的第二年(前329)，雅典“第一公民”伯利克里与世长辞。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再度举兵，横穿科林斯地狭，进犯雅典郊野阿提卡。而雅典城群龙无首，个人野心弥漫朝野，两百年前大立法者梭伦创立的民主政体似乎蜕变成了最糟糕的政体形态：乱民之治。整个国家陷入在修西底德看来比“外侮”更可耻的“内争”之中。“内争”(stasis)，这被所有经典政治思想家视为政治共同体的痼疾的东西，在十六世纪被“胡革诺”宗派内战折磨得苦不堪言的的大法学家博丹(Jean Bodin)眼里正是国家的“致死瘟疫”(pestilentia capitalis)！
　　结语
　　修西底德这样回忆了有些劫后余生的雅典人：他们活了下来，但却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也不认识往日的朋友和敌人。瘟疫之后的波罗奔尼撒战争持续了二十五年。战争最终以雅典城墙的倒塌告终，雅典帝国国父特米斯托克利的伟业终于烟云过眼。在修西底德的回忆中，他不动生色地总结了帝国败亡的两个主要原因：其一，雅典人丧失了对自我的认识(西西里远征)；其二，雅典人失去了往日的朋友(优比亚的反叛)。我想，修西底德或许是以战争模拟于瘟疫，向我们暗示了一个未曾言明的观察：“第一公民”伯利克里的死剥夺了雅典人的记忆。----- 伟大的民主政体其实是一个伟大的人做主的政体。梭伦的立法、特米斯托克利的海洋大战略、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亚里士多德的“比较政治学”考古、以及修西底德的史家记忆，这所有的一切都重复了这同一个民主政体的最后秘密。
　　修西底德活下来了，而且保存了完好的记忆。他把雅典的瘟疫故事-----身体性的抑或灵魂性的-----记了下来，传给了后人。这位雅典的将军因此也成了伟大的历史家。
　　黑格尔看透了古代智能的本性之后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分才展翅飞翔。智能因此都是一种回忆、一种在回忆中的探究(historia)、一种历史，而掌管“历史”国度的谬斯女神克丽奥(Klio)的母亲正是泰坦神美默素妮(Mnemosune=回忆)。
　　我希望我能从这个世代的“瘟疫”里活下来，把我的回忆记下，传给后人。我想，作为一个谬斯国度(Repulique de la lettre)的臣民，这就是我该做的吧。在“一万种不幸已经漫游人间/ 遍布大地，覆盖海洋”(荷西俄德：劳作与时日100-101)的世代，记住希望(elpis)的容颜，并把它留给后代，这或许是唯一的希望。
　　希望！你这神赐的礼物！你这呆在潘多拉该死的盒子里最后的恶！
　　
　　2003年4月24-5日 芝加哥
　　
　　附言：雅典瘟疫的故事记载于北京商务馆谢德风先生译修西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五章(古典研究学界国际统一页码Thucydides，II. 47-54)。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哲学诗人卢克莱修在其<物性论>卷末用拉丁文重述了这个故事。对“部分”的理解取决于对“整体”的理解。由于两部作品的整体意图不同，雅典瘟疫的故事也就有了非常不同的赋义。卢克莱修对修西底德的重述或者改写对应着后世卢梭对霍布斯的重述和改写。

从来读书的时候，老师都会提醒我们，要带着问题意识去读，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读。然而真正在读书过程中，要想贯彻这两点实在是不易。这不仅需要有足够的知识背景作为基础，更需要有敏锐的觉察力，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读者具备相当程度的自己的立场和判断。当然这些对于初级读者而言不必强求，能够通读并且尽可能地加以理解已经实属不易。不过今天在读《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中的《柏林：一元论与多元论》，倒是发现了一个足以立为警示的反面例子。

该书的作者，迈克尔.H.莱斯诺夫列举了二十世纪的十余位政治哲学家一一加以评论。作者并非泛泛而谈的对每位哲学家介绍一番生平和成就，而是在一个整体性的思路下，对每一位人物所集中关注的现代社会中的问题，以及他们各自做出的分析和给出的主张进行阐释，并且也指出了每一位思想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他们的思想和论述中存在的问题。应当说莱斯诺夫是真正做到了带着问题意识和批判眼光去读著作。在写作上，莱斯诺夫基本保持了一种平实的风格，并不寻求什么特立独行的文风。对每一位思想家的介绍都是先介绍身世背景，然后马上进入其核心思想，在以认同性为主的评述中不时加入一些可供对比的其他思想，或者指出被论述者思想中的问题和弱点，在结尾处会给出一些批判性地评论，也经常会引带出下一篇所要介绍的思想和思想家。

尽管作者对每个思想家都采取了几乎一视同仁的写作策略，但是这并不代表作者在心里将所有这些人都视为同一水平或者说给与相差无几的评价。就我目前读到的几篇来看，以赛亚.柏林恐怕是遭作者诘难最多的一位。这一点从最基本的阅读感受中就能体会到。每当要对某一思想家的某一处观点或者论述提出异议的时候，作者都必然会打断叙述的进程，插进回应或批评性的文字。《柏林》这篇文章，则是我读到目前被打断次数最多的一篇（而且还是篇幅最短的一篇）。毫无疑问，在作者看来，柏林的多元论所带来的自相龃龉之处委实不少，以致于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在之前文章中显出的那种对论述对象的敬佩与同情之情明显减少了很多，而一种批评乃至略有嘲讽的口吻则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在字里行间。本人并未阅读过柏林的著作，故不敢对双方观点做出评判，但文中莱斯诺夫提出的一个批评却着实对我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主要评述了柏林对诸多前辈思想家的思想资源的继承和引用。在柏林那里，这些在后世人看来立场迥异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思想都可以作为他的多元论的有力支持，因此他的“多元主义英雄画廊”中的人物往往来自各不相同的阵营。从约翰.穆勒到马基雅维利，再到维柯和赫尔德，再到哈曼甚至是德.迈斯特尔和索列尔。作者似乎对柏林的这种博采众家的方式颇为不满。在讲到柏林将赫尔德的相对主义转化为自己的多元论思想资源的时候，莱斯诺夫就毫不留情地指出：“柏林的多元论以捍卫自由主义起家，结果却是认可了自由主义的一个最凶恶的敌人——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一种如此宽泛的、在这两种尖锐对立的哲学之间的几乎看不到选择可能的学说，也许是一种太过于空泛的学说。”这样的批评已经是严厉到亮红牌的程度了；而当讲到柏林因为对在他看来“贯穿着一元论的思想”的启蒙运动的强烈反感而认同极端反理性主义和反启蒙运动的德.迈斯特尔和索列尔的时候，作者给出了一段嘲讽意味颇深的评论：“姑不论其他，仅仅德.迈斯特尔和索列尔的例子即可再次证明，多元论以及对一元论的反对，与自由主义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这些事例也使人们怀疑，柏林在体会各种观念的表达和精神财富上虽然能力卓越，这也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史专家有强大影响力的原因，然而这种能力是否也有缺陷。有时人们不禁希望（用最近一位英国首相的话说），他还不如少一点理解，多一点谴责。”显然，莱斯诺夫透过他的这些尖刻的评论，表达了他对柏林的这种过分存异而求同的策略的难以遏制的不满。

还是之前的那句话，由于基本的知识准备的不足，我不能对其中的具体问题作出自己的评价和判断，但是如果把这段文字当作一个寓言故事，或者当作类似《世说新语》那样的文章来看的话，其中的警示意味倒是很浓。阅读别人文章的时候，尤其是阅读成名的学者思想家的著作的时候，作为一个初级读者，要想真正意义上保持批判性是非常之难的。由于知识水平上的悬殊，有时也由于作者巧妙的写作策略，我们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防御，被作者的思想和逻辑牵着鼻子走。事实上，除非是从一开始就心存偏见，或者是抱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再或者出于一种自以为是的心里，一般情况下被前辈们驯服是很难避免的。更何况，就我和我的一些朋友的共同体验来说，我们在阅读过程中还会常常抱以一种同情或者说“超保护合作”式的阅读心理去尽可能正面地理解作者的意图，并且美其名曰“不吹毛求疵”。应当说这种心态也未必不好，但是往往会渐渐成为一种不自觉的阅读潜意识，进而冲淡自己原本可以逐渐具备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到最后只会觉得谁都有理，最终在一片“大同世界”中迷失了自己。这样的阅读与理解方式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效应，莱斯诺夫的文章已经给与我们生动的展示。

少一点理解，多一点谴责，虽然很难，但还是得尽力而为。

去苏州玩了三四天，其他的先按下不表，今天中午吃饭的经历得先记录一下。

苏州的观前街一带是我们每天必经的地段。与观前街垂直的宫巷上有很多家菜馆，既有老字号的得月楼、松鹤楼，也有苏州小吃一条街（将店内布置成小吃街的模样）、王四酒楼这样的平民化的菜馆。在第一次经过王四酒楼前的时候，莎莎就被店门玻璃上贴着的一个菜名吸引住了——“叫化鸡”。自从尝了杭州“外婆家”的“茶香鸡”，莎莎就对各种新奇的以鸡为原料的菜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叫化鸡”这个名字对我也同样深有吸引力。看过《射雕》系列的人恐怕没有不对洪七公的两道名菜——“叫化鸡”和水煮蜈蚣——印象深刻的。尤其是这“叫化鸡”，在不少书中都曾出现，俨然是一道颇具民间风味的大菜。抱着种种想象，我俩打第一天起就对其念念不忘，终于决定在临走前尝上一次。

这王四酒楼就在松鹤楼的对面，在松鹤楼的气派压制之下，就算自称字号，也显得非常缺乏底气。不过既然松鹤楼布置得一副布衣免进的架势，我们也只好到王四这里找找感觉了。进店坐下，我们打开菜单刚看一眼，就不禁后脊一凉。叫化鸡，本店特色菜，88元。我俩相觑一眼，暗暗一咬牙，点！服务员又推荐了特价菜松鼠鲈鱼，28元。说起苏邦名菜松鼠鲑鱼，贵的都得上百，便宜的也得五十多元，这里虽是鲈鱼，不过冲这特价的份上，也就忍痛点了尝一尝味道。服务员将菜单拿走后，莎莎和我只能在心中一边超度即将牺牲的囊中战士，一边期待能够物有所值。不到十分钟，叫化鸡就被呈上。这也正常，按照叫化鸡的做法，现做显然是来不及的，一般都是先就做好。只见一个灰黑色超级大粽子放在餐车上，服务员用木制锤子从顶上轻轻一压，这曾荷叶与泥巴的混合物立时碎裂，露出里面的一层捆扎着的荷叶包，服务员再用剪刀将其剪开，只见白色的热气腾起，一整只嫩白色的童子鸡被端上桌来。这叫化鸡着实酥烂，操作的服务员在用盘子将其抄起的时候稍一不慎，便自行裂成几半。这倒让人联想到用盘子切烤乳猪的例子和樊哙用手撕狗肉的故事，心想以后服务员不妨都故意这样卖弄一下。

带着无限的期待，我俩夹起鸡肉开始品尝。鸡肉清香酥烂，且带上了点荷叶与泥土的芬芳之气，的确别有一番风味。但是莎莎尝完一口后，就遗憾地说道：“没有‘外婆家’的茶香鸡好吃：（”我也只能一撇嘴，点头表示同意。的确，这叫化鸡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美味。虽说也带着清香，但这香却过于淡了，远不及茶香鸡那般香及齿颊，而且口味偏淡，虽然是原汁原味，但滋味略显不足。最为令人失望的是，本以为会带上点干松口感的叫化鸡，事实上却是颇为油腻。这时才想起服务员撤走外面的包裹物时指着内层黄色的东西解释道的“这是包裹鸡用的猪皮”那句话，原来在鸡的外层还裹了层油水颇多的猪皮。我无法断定不加这层猪皮味道会怎样，但是这层猪皮带来的油腻感却很是让人不爽。花了大血本换来的叫化鸡，最后却把我们吃得有点恶心，几乎都没能吃完。

另一道菜松鼠鲈鱼，也很失败。鱼身的花刀切得实在让人不敢恭维，鱼肉吃在嘴里明显能感觉到油炸过度后的干瘪，而且似乎也不是很新鲜，难怪特价，唉。这可是我们一起吃饭花钱最多的一次，偏偏我们这对饕餮客就栽在了这一次上……

垂头丧气走出门后，我们一摸腰包，银钱已是所剩无几。这一顿叫化鸡，真是把我们吃成叫化子了。